这首诗写于公元833年，杜牧拜访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途中。杜牧在牛僧孺的推荐下担任推官一职，后转为负责节度使府的公文往来的掌书记。这首《江南春》，从一定程度上，成为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的诗意开端。
尤其结尾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被历代所传颂。诗人将庄严肃穆的南朝古寺笼罩在朦胧迷离的江南烟雨之中，传达出一种幽静深邃之美。在烟雨的笼罩下，这份穿越历史风尘的沧桑之感，变得更加深婉绵长。
清代范大士就曾评论，“‘四百八十寺’，无景不收入结句，包罗万象，真天地间惊人语也。”因此，“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并不是单纯的歌咏江南春景之作，而是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
要充分理解“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深刻内涵，必须要掌握以下相关历史背景：
其一，“南朝四百八十寺”，始于先后四次“舍身入寺”的梁武帝。
作为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创立者，梁武帝萧衍历来以明智神武的文武全才流传于后世，更因沉溺佛教而名闻于古今。为了皈依佛门，梁武帝曾先后四次“舍身入寺”，不仅身体力行遵守清规戒律，而且颁发《断酒肉文》约束僧侣。
在梁武帝对佛教的大力推崇下，佛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郭祖深曾云，“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而据后世统计，南朝萧梁时期佛寺数量达到鼎峰，多达2846所。
梁武帝如此大兴土木，造成的恶劣后果远不止劳民伤财那么简单，甚至到了殃民祸国的悲惨境地。杜牧在散文《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梁武帝“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
事实上，也正因为梁武帝潜心修佛，不问政事，导致了公元548年“侯景之乱”爆发。被囚于建康台城之后，年事已高的萧衍忧愤交加，从此卧床不起，于公元549年撒手人寰。足以见得，杜牧笔下的“四百八十寺”，饱含了兴衰之感。
其二，“多少楼台烟雨中”，感于晚唐皇帝的佛教误国。
作为晚唐时期的代表诗人，杜牧目睹了唐王朝的逐渐衰落。不仅有岩早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还有皇帝们对于佛教的一味沉迷。从唐宪宗开始，到唐穆宗、唐敬宗和文宗几任皇帝，佛教成为他们寻求长生的寄托之地。
因为先后几任的虔诚事佛，以韩愈和杜牧为代表的封建知识分子对国旅枣唯运的衰落充满了忧虑。唐宪宗时期，韩愈因为《谏佛骨表》，险些丧命。杜牧后来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借助唐武宗之言深痛恶绝地指出，“穷吾天下，佛也”。
从唐文宗时期就曾发觉的“吾民尤困于佛”，到了唐武宗才开始大刀阔斧的毁佛行动。从《拆培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可以看出，杜牧反对这种佛教误国的荒唐行为，支持唐武宗“拆寺庙而建南亭”的行动。
因而杜牧写下这首《江南春》的时候，已经看透了皇帝佛教误国的本质。从“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可以看出杜牧笔下的“四百八十寺”，绝非夸张之辞，事实上有过之而不及。
标签：四百八十,烟雨,楼台
